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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战争：“低碳经济”的中国实现路径

12月7日，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拉开帷幕，一场低碳博弈正在各国之间如火如荼地展开。

作为影响人类未来最重要的一次尼龙螺母全球会议之一, 此次大会对中国能源行业的未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哥本哈根会议之时，一场波及世界的“全球碳战争”也早已打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在首屈一指的高GDP能耗压力下，中国首当其冲的受到了这场“碳战”带来的剧烈冲击。对于中国传统的火电企业而言，此次会议传递的更多是难以下咽的“杀手”气息。长期以来依靠高能耗与低人力成本组合冷水机组起来的竞争优势，在低碳时代到来之前面临着巨大的改变，这足以让它们中的大部分黯然退出，成为时代前进时打碎的瓦砾。

与此同时，一轮新的能源产业崛起态势已然如火如荼。太阳能、风电、核电、智能电，作为“碳战争”中最为被看好的四路“大军”，究竟谁能在此低碳“新局”中风生水起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猜想。

毋庸讳言，这场“碳战争”将给中国的产业及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

“碳战争”已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火电：突出重围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后中国即将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而在此次必须参与的“全球碳战争”中，碳排放“大户”——火电的表现可谓至关重要。

目前，火力发电厂则是世界排放二氧化碳的最大行业，火力发电厂燃烧化石燃料后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燃烧同种燃料排放量的30%，大约占全球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的24%。

而在中国，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燃煤，而超过50%的煤炭消费用于火力发电。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电力 装机容量79253万千瓦，而其中火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75.7%，导致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大量排放，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除了直接排放污染物，火电发电的能效水平也较低(大约为38.5%，高达78%的能量损耗在这个环节发生)，因此，降低火力发电比例，是促进节能减排效益空间最大的环节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完成2020年减排行动目标最为关键的领域。

而在此次中国的减排大计中，包括五大发电公司在内的传统火电企业重大。

逆势转型

转型，这个“扯皮”了几十年的话题在“碳战”的攻击下瞬间变得干脆利落。据了解，目前，各电力集团都正在加紧制订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逐步降低火电比例”。新能源替代和清洁煤技术已经成为传统发电企业向低碳转型的两种主要途径。

此外，除了不断提高燃煤发电的能源效率，各电力集团都在主动调整电源结构，增加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再可生能源比例。

其中，风电发展最为迅猛，连续三年增长速度都超过100%，各电力集团也加快了“跑马圈风”步伐，纷纷提高了风电计划装机比例。

以华能集团为例，华能酒泉风电基地一期于今年8月份开工建设，是该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十一五”380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中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总装机50万千瓦，计划于201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二期工程规划装机100万千瓦，前期工作已在进行。

据华能集团内部人士介绍，华能酒泉风电基地150万千瓦风电机组全部投产后，年上电量32亿千瓦时，这些与火力发电相比，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12万吨，节水857万吨，减排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337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25万吨，减少向大气排放粉尘1.5万吨。

这与国家大力发展再可生能源的政策遥相呼应。根据最新规划，到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以及核电总装机容量将分别从3000万千瓦、180万千瓦和4000千瓦大幅调高至1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7000万千瓦。

不过，在中国一次能源供应中，煤炭的占比超过70%(全球平均水平低于30%)，而新能源存在规模化发展瓶颈，中国能源“煤炭当家”的格局，短期之内尚难改变。

因此，对于传统电力企业来说，靠可再生能源替代减排，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火电企业仍需在改变燃烧技术上下功夫。

近年来，国家加快了火电厂“上大压小”替代，关闭大量效率低、污染重的小机组。而新核准的火电项目，基本都为超临界、超超临界和热电联产的环保机组，而电企业的节能调度(越环保的机组，分配电量越多)，也加快了发电企业小机组的关闭。

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最环保的清洁煤发电技术还数IGCC(整体煤气化[20.69 1.22%]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据了解，其发电效率可达48%，脱硫效率达99%以上，同时收集与处理二氧化碳，被认为代表着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主要趋势。

今年7月，由华能集团牵头的华能天津IGCC示范电站，在天津临港工业区开工，目前该项目仍在建设阶段，预计2011年建成投产发电。是国内第一家、世界第六家IGCC电厂。

据华能集团副总经理乌若思介绍，IGC直线筛C技术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使煤炭发电达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近零排放，二是大幅度提高煤炭发电效率。

除IGCC外，CCS也即碳捕获与碳封存，也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向之一。但该技术尚处于研究开发和示范阶段，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也刚刚起步。

国内电力企1般精度为1级或2级业开展这项试验的，仍为华能集团，这也是配合IGCC中收集与处理二氧化碳而开展的。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华能的IGCC示范工程、北京热电厂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功捕集出纯度为98%的二氧化碳，达到设计标准。

据华能方面介绍，该技术采用由华能控股的西安热工研究院的技术，现二氧化碳回收率大于85%，年可回收二氧化碳为3000吨。捕集二氧化碳后，由精制系统提存成高纯度的食品级二氧化碳，可用于饮料、食品行业。

技术突围

不过，新能源技术、清洁煤技术和碳捕获技术等，目前仍受到高成本的制约。

以风电为例，专家指出，与火电对比，风电的确具有无燃料成本的先天优势的，但在目前上价格高于火电54%的条件下，风电依然没有财务方面的竞争优势，关键原因还是“技术落后、粗放发展造成固定成本过高”。

车身贴在业界看来，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我国风电基本不具备独立生存、发展、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政策majestic市场研究公司经理克里斯毕尔曼说扶持与多方利益输送，一旦各种优惠取消，将丧失可持续发展动力。

厦门大学林伯强教授也指出，国内的成本承受能力并不强，包括政府补贴能力、企业成本承压能力和用户电价接受能力，所以，对企业来说，在积极利用国内和国际各种补贴的同时，更重要是实现技术突破和降低成本，这样新能源才有可持续发展动力。

“环保减排是时尚、高尚而昂贵的，发展新能源必须从环保减排总体战略的高度，统筹考虑其开发利用成本、横向比较成本、替代锁定成本、寿命周期成本，最终不能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底线。”电监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吴疆强调说。

而IGCC与CCS，目前，都还没有商业化运营案例，其高昂的成本决定了目前并不具备商业化运营的条件。

林伯强直言，他并不看好CCS未来的开发前景。“第一，发电成本增加20%～30%，而国内电价机制决定其无法通过电价补平；广亚铝材也开始瞄准工业铝型材第二，碳捕获也是耗能行业，与节能相违背，会增加能源需求；第三，储存技术很难解决，而如果产品直接用于其他行业，就存在是否真正减排的争议。”

但他同时认为，作为技术储备，国家仍然应该支持和补贴类似新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应通过技术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以使包括IGCC和CCS在内的减排技术能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规模化运营以降低成本，最终实现低碳发展。

新能源：炙手可热

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是当今新能源发电的主流技术。作为化石能源发电和水力发电的重要补充，新能源发电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在哥本哈根会议之 后，新能源作为零能耗、零排放、经济环保的能源，成为这场低碳攻坚战的先锋。

在我国，新能源发电事业近年来发展迅猛。以其中发展最快的风电为例，已经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截至2008年底，全国风电装机总量达到1217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位。 而在2002年，我国的风电装机总量还只有47万千瓦。

其他各类新能源发电虽然没有风电的发展成规模，但自身的发展速度也相当惊人。 比如我国太阳能光伏电站，仅西部地区就已经建了622座，靠这些新能源，已经解决了西部地区134.5万户居民的基本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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